魯潢（1727—1783），字守原，號緯纒，黎川中田（江西新城）人。國子監(jiān)監(jiān)生，分發(fā)山西。先后任霍州、渾源知州，攝政平定州、絳州知州。庚寅年（1770）再擢直隸忻州知州。誥授奉政大夫。

公從小氣質(zhì)出眾，因不習慣家中煩瑣事務，遂隨岳父游歷京城，留居北京琉璃廠。琉璃廠江西古玩商人居多，便與古字畫、古董、玉石結下了不解之緣。漸善鑒別古字畫、玉石，稍有積累，轉(zhuǎn)為書商而身游士大夫間。與同鄉(xiāng)陳守誠、鉛山蔣士銓（文學家戲劇家）等名士交為知己。后經(jīng)朋友保薦，捐授山西知州職務。

公山西居官十余年，理政辨性明決，公廉明察，政績突出，清廉自守，敢于擔當,有主見不曲意逢迎，善政尤著。對山西、忻州社會的貢獻及感人事跡至今被傳為美談。

主政渾源時，一個習武之人醉酒后毀壞鄉(xiāng)里的寺廟，鄉(xiāng)里人把它綁起來告到公堂。公對此頗感疑惑，說：一人喝醉后怎能毀壞寺廟呢？用冷水潑面使他酒醒，問事情原委。武生低頭承認詳細地說了情況：自己并不是故意破壞，只是喝醉后不自知，顯示一下自己的力氣。公不信，讓人用大磚壘起一人高的磚墻，武生用一根指頭猛力一戳，磚墻從上到下出現(xiàn)了深深的裂痕。公感嘆：這不僅是能拆屋毀廟，神力啊。為什么要酗酒逞能呢。向他講明道理放他回去，此武生終生為有德行善之人。

主政忻州時，有一戶人家公公殺死了兒媳及孫女，兒子為不揚家丑，謊稱自己殺死了妻女。公對此很懷疑，審訊得知奸謀，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了公公抵命。忻州人對他敬若神明，有人還據(jù)此敷衍成小說戲劇來傳頌。

公元1778年，公欲辭官歸鄉(xiāng)奉老，嘉慶帝之師---山西布政使朱文正再三挽留不能，問公：你去，誰可繼任；某縣令以白銀八千乞求推薦；公拒絕。而推薦某州牧，理由是“其人貧而性鎮(zhèn)靜，且次不可越也?！?。巡撫采納公建議。

公要離開忻州歸鄉(xiāng)，百姓在以前為他修建的生祠前，備美酒佳肴，焚香跪在路左為他送行。與公話別的人綿延不斷，依依不舍。人們又為他集資六千兩白銀作為回鄉(xiāng)路費。公爽快地收下，當即將四千兩作為他創(chuàng)立的秀容書院的運行經(jīng)費，將一千兩作他修建的節(jié)孝祠的祭祀費，又將一千兩交養(yǎng)濟院救助孤寡窮人（節(jié)孝祠與養(yǎng)濟院具體緣由、位置、規(guī)模已無考）。

禮部左侍郎陳用光來山西多次，知道他事務煩多，體貌漸瘦，政績卻斐然。理政多能審理疑奇案。壞人不敢有想，隱遁或逃離。忻州歷三年，地方事務漸條理，案件文書事就明顯減少，社會風氣明顯改善，百姓安居樂業(yè)。舉賢重品、重能、清廉、無私欲。其廉政、淡利、明理、世事洞明如此者稀也。贊公建樹如此之大，令我們這些儒生汗顏。忻州紳士念其功績?yōu)槠淞⑸?。題公像所謂“九龍崗上起重館”云云。

公理家以色養(yǎng)親，扶危濟困。在外宦游時，家族祭祀、田地財產(chǎn)，都讓他侄子魯九皋仕驥（清江西桐城派江右文學代表，人尊稱為山木先生，山西夏縣知縣）代為打理。又為魯佐文公家族首倡義倉，扶助貧弱。這些事在《山木居士文集》等書信中都有詳細記述。回鄉(xiāng)后，效仿漢代“萬石君”擴充義倉并特別提出“收合宗族，今日惟有義田一舉耳”的倡議，這在當時，是很有見地的觀點，并鼎力促成了魯陳兩大氏族義倉義田的共理。公兄弟四人，他把俸祿都給兄弟們置為產(chǎn)業(yè)。剩余的都用于周濟撫恤窮苦人?；剜l(xiāng)后侍奉父親魯尚幾年。公以善教化鄉(xiāng)親族人，以和顏悅色侍奉父母，人們都把他作為榜樣效法。宗族鄉(xiāng)里凡有事來請公決處斷的，一句話沒有不敬服的。五十五歲時卒于家中。

公在忻州最大的且至今使忻州人受益近250年的政績，就是創(chuàng)建秀容書院。他是忻州書院的締造者，是教育資源規(guī)模整合、質(zhì)量提升的集大成者，書院的建立對忻州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義。

1904年忻州歷史上有名的紳士學者、畫家邢爾昌繪制的《秀容文昌祠并學堂全圖》

乾隆時期,清政府為了吸引人才,強化基業(yè),改變了書院政策上時而鼓勵時而抑制的搖擺態(tài)度,大力鼓勵各地興建書院,對經(jīng)費困難的地方實行國家資助。并行文規(guī)定可以招聘地方上享有名望、品學兼優(yōu)者擔任師長,提高其薪資待遇。于是各府、州、縣聞風而動,全國各地迎來了書院發(fā)展的高潮。

山西北部的忻州，幅員遼闊,自明代起就是省北大郡，民戶殷繁，家有蓋藏，人豐囊橐，是謳吟弦誦之聲不絕于耳的晉商重鎮(zhèn),文化氣氛濃厚。但直到乾隆四十年還沒有一所州屬書院,是全省10個直隸州中唯一一個沒有書院的直隸州。

儒學與書院作為學校都有讓人讀書明理、傳承知識的相同之處，也有不同之處。儒學是官學，書院以前一般是私學。儒學的教席都是官員身份或有功名的人，即儒學教授、學正、教諭、訓導等各級學政官員。而書院一般是碩學大儒任山長或聘請碩學大儒講學。儒學是培養(yǎng)科舉人才的學校，書院也培養(yǎng)科舉人才，但主要是創(chuàng)立學派，研究學術的學校。儒學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國子監(jiān)，下面是各府州縣儒學；國子監(jiān)管不了書院。儒學的學生稱生員，生員指國學及州、縣學規(guī)定的學生，有名額限制。書院沒有名額限制，只有學舍的限制。

庚寅年（1770）年公到忻州擔任知州。認為書院至今闕如，是知州的失職, 對此深以為憾 。1772年始，歷三年到乾隆四十年(1775年)完成。自此始，忻州的書院成為州學。

創(chuàng)立書院百姓樂于接受，如久旱盼甘霖。一般而言，百姓樂于享受成果，但謀劃起步甚難。對于公創(chuàng)辦書院的這個想法，忻州紳士出于種種原因開始并不熱心，但他決心已定。為表明決心，造成聲勢,先在文昌祠組織了一次大規(guī)模的考試,從忻州所屬各縣中選拔英才,延請名師講學,全部費用則用自己的官俸承擔。目的就是讓州中百姓、紳士知道創(chuàng)辦書院，事在必行,勢難中止。不久,他又召集忻州知名的紳商在文廟明倫堂開會,開誠布公,說明興建書院乃是造福桑梓的大好事,勸他們主動捐資興辦書院。到會的紳商當即擁護,踴躍認捐。又派出幾位有識之士分頭到各鄉(xiāng)勸募助學,共募得捐款四千余兩， 解決了建造、開辦經(jīng)費這個最大的困難。

州治西南最高處九龍岡源頭（原名九原岡，現(xiàn)秀容書院），自后晉天福年間，到明代弘治年間一直是忻州儒學(也稱州學)的所在地,居高臨下，俯瞰全城,是堪輿學家眼中的風水寶地。但已經(jīng)破敗凋敝，儒學已搬回城內(nèi)，且規(guī)模較小，不能滿足書院的需要。公最終還是選定了這里的文昌祠旁建立書院。

在文昌祠附近擇地修建書院,也是明清時期一些書院的通常做法,認為這樣不僅能夠充分利用其文風匯聚的地利,而且鄰近學宮,便于監(jiān)督管理和考課。